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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回顾1995年世妇会
提起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很多国际友人会提及1995年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简称95世妇会）。时至今日，这仍然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空前、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也是中国政府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性国际会议。
盛会被一些人淡忘。不过，它的遗产却日益丰厚。一方面，日臻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权益撑腰，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让众多贫困女性受益。另一方面，对世界来说，这次大会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里程碑，每到逢五逢十周年纪念时，联合国都会对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便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平等一代”。
在联合国语言中，习惯称这些逢五逢十纪念活动为北京+5、北京+10、北京+15等。95世妇会欢迎仪式让长城连接了我们，论坛开幕式论坛现场感谢中国陈慕华在论坛闭幕式后一锤定音，为达成共识磋商和平之声缘起。为什么不呢？
“在南非，每当人们提起‘北京’时，就会想到妇女权利斗争，因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就以此为议题，产生了《北京宣言》。”今年8月底，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南非召开，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格卡维尼在接受专访时，如此描述了“北京印象”。
“一提起北京，就想起妇女。”这一说法在国际上很常见，95世妇会时有3万多外宾到来，很多国际友人，通过这次大会形成了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龙江文上世纪90年代时，在全国妇女联合会国际部任办公室主任，参与了大会的筹备、会议和后续行动的相关工作。“说起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天一夜也讲不完。”
“1990年，因为西方的制裁和对华歪曲的宣传，外宾人数急剧下降，一个一百余人的团到北京，都会受到很大的关注。”龙江文记得，那年年底，全国妇联接待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司司长萨拉米。
接待中，萨拉米提到，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拟于1995年举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她认为，此前第一、第二、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其非政府组织论坛分别于1975年、1980年、1985年在墨西哥城（拉丁美洲）、哥本哈根（欧洲）和内罗毕（非洲）举行，第四次大会理应在亚洲举办，并询问中国有没有兴趣主办。
“一般人都以为世界妇女大会就是妇女代表们在一起开会，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个会议是政府间就妇女问题举行的高层国际会议，还有一个非政府组织论坛作为大会的辅助性会议，预计参加人数不下两万人。”
“自1975年起，世妇会每五年举行一次，每次开完会都会拿出一个计划，下一个五年或者十年再开会对这个计划进行检查。95世妇会恰逢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也被看作联合国庆祝活动的重要部分。1995年又是联合国‘国际妇女年’20周年和《内罗毕战略》10周年，所以在这一年办会，备受瞩目，内涵深远。”
当妇联书记处向时任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汇报请示时，对于是否承办95世妇会，陈慕华脱口而出：“为什么不呢？”
陈慕华是我国第二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女性，1988年卸任副总理职务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妇联主席等职务。她曾分管金融、外事、旅游等多个领域的工作，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关系到改革开放大局的绝佳机会。
1991年1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邀请“有关各方于1995年在北京举行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在此之前，奥地利政府也向联合国发出了邀请。维也纳还是北京？谁能成为1995年世妇会的举办地？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绝对的胜算。
李肇星当时在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回忆道：“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会议设施和承办能力提出质疑，甚至声称中国存在‘人权问题’。他们散布谣言称中国不会允许与会者自由活动，不会允许非政府组织和记者自由参加。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凭借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1992年3月成功争取到联合国同意，获得了举办大会的权利，这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越是别人觉得我们不行，越要憋着劲把会办好。”同年8月，95世妇会组委会成立，彭珮云出任主席，陈慕华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肇星也从联合国调回，担任组委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后来他发现，自己是中国代表团唯一的男性领导成员，这也是他外交生涯中第一次直接“为妇女事业干点事”。
从纽约回国后，李肇星发现，阻力并不仅仅来自国外。他刚回国就听到了各种议论：不少人担心召开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邀请数以万计的人来北京，担心会引发混乱，容易出问题。人们担心国际反华势力可能会趁机制造麻烦，西方政客也可能会利用这次会议来抹黑中国。有一些人甚至公开埋怨全国妇联不应该找事情。李肇星理解大家心中的疑虑。
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但因为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干扰，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这事件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增加了一些人对国际事务的疑虑。
钱其琛一直鼓励组委会，坚持认为，举办95世妇会是为了拓展国际友谊、促进工作，使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他说：“我们要抓住各种机会，打破西方的封锁，为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他还鼓励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说：“主办世妇会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不要害怕抱怨，要将别人的抱怨视为前进的动力，更好地完成工作。”
为了成功举办95世妇会，李肇星在离开纽约前专门咨询了他的好朋友、埃及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意见。加利告诉他：“根据以往的经验，真心投入会议的人占少数，故意破坏的人极少，大多数人是既来参加会议又来体验主办国的文化；要成功举办会议并不难，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大多数人，防止极少数人的破坏行为。”事后的经验证明，加利的看法是正确的。
然而，在筹备初期，中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政府间会议与非政府组织（NGO）论坛的关系。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如果一个国家承办政府间的国际会议，就必须同时在同一地点和主题下举办非政府组织的论坛，以促进政府和民间的交流和互动。但是，在准备95世妇会之初，中国境内几乎没有受到广泛认可的NGO，而且这个名词也并不常见。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全国妇联的第一书记黄启璪亲自前往内罗毕进行考察。根据了解，197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一次NGO论坛仅有3000人参加，1980年哥本哈根的第二次论坛有8000多人参加，而1985年在内罗毕举行的论坛有1.3万人参加。根据这个趋势，仅仅是NGO论坛就需要在北京接待2万人。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组委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并派遣一些工作人员到国外参加类似的会议，以学习如何组织国际NGO论坛。
谢丽华当时在《中国妇女报》担任编委，同时创办了《农家女百事通》杂志。在1994年春节期间，她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妇女发展与传媒”NGO论坛。她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参加NGO的会议，我真的一无所知。”当时，因为需要批准出国，她深感压力，批文上还写着“外交无小事”，让她非常紧张。尽管这不是公务出国，没有专项经费，但她深知不能让中国妇女丢脸，于是自掏腰包购买了一些从未穿过的衣服。然而，当她抵达曼谷后，才发现那里的环境比她想象的国际会议要松散自由得多。
在那个论坛上，来自7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穿着五花八门，有人穿着大背心和宽松裤子，还有人穿拖鞋，使得谢丽华觉得自己带来的旗袍和套装格格不入，“我带的旗袍、套装反而穿不出来了”。会议期间，人们没有固定的座位，只能随地而坐，有争论的时候，代表们会争相抢夺话筒。餐食也很简单，通常只有四道菜一碗汤，每天都差不多。而在会议休息时间，一些代表甚至在那里摆摊出售各种物品，目的是为了筹集回程路费。“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原来这就是NGO论坛的风格。”
谢丽华的杂志《农家女百事通》在国内并不被看好，但在国际论坛上，它却与关注弱势群体的精神高度契合。相反，一些用外国美女做封面的杂志却常常受到质疑：“为什么你们要用外国人做封面？你们的杂志是为穷人还是富人办的？”回国后，谢丽华向全国妇联领导提出建议，认为“女性杂志的封面绝对不能使用暴露的美女和外国人”。结果，后来许多媒体都为95世妇会出版了专刊。另外一个问题是餐食，谢丽华建议采用自助餐，并强调要节俭，否则会引发质疑，即“你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这个建议在怀柔举行的会议上也得到了采纳。
在这些国际论坛上，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也十分精彩。在一个关于家庭暴力的讨论会上，中国媒体代表们对“家暴”这个词汇感到陌生，有人认为在中国没有家暴，只是夫妻间的小摩擦。然而，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妇女不太相信，因为在菲律宾的华人社区也存在家庭暴力问题。一位年轻的妇女记者谢丽华则坚决表示，如果她遭受家暴，她会毫不犹豫地提出离婚。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对方竟然问道：“你们女人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吗？”这时，谢丽华才明白，世界上有些地方，只有男人才有权提出离婚。
回国后，谢丽华在《农家女百事通》杂志上发起了一个讨论：“如何面对丈夫的暴力行为？”这期杂志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甚至男性记者们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发现，在农村，如果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即使愿意离婚，也可能无处可去，因为她们的娘家通常没有足够的财产和土地可以继承，这牵涉到了农村妇女实际的个人权益问题。两年后，“打工妹之家”以杂志读者俱乐部的形式在北京成立，成为了一系列“农家女”项目的起点。
尽管已经退休，谢丽华仍然全身心地致力于农家女公益事业。她认为，与95世妇会相比，筹备工作为她带来的收获更为丰富。不仅谢丽华有这样的感受，还有许多与妇女相关的事业也可以从筹备工作中找到灵感和动力。
在北京，中华女子学院和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崭露头角，为妇女事业的推动贡献了力量。全国范围内，4470个妇女儿童培训活动基地的建立也为妇女教育和培训提供了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得以实施，结果显示，有80%的妇女曾经或正在参加工作。此外，多年来筹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在1992年颁布实施。在95世妇会之前，首次发布了《妇女发展纲要》，其中包括提高妇女参政比例等任务。
为了展示中国女性的风采，中央电视台创立了《半边天》栏目。此外，郑小瑛教授发起了“爱乐女”交响乐团，许多女性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许多关注女性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电视媒体、报纸以及课程培训等迅速发展起来，许多人也在这个时期接触到了女性主义的启蒙。
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历史性时刻是，全国妇联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这个地位使得全国妇联能够更好地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发声，这在世妇会期间得以体现。
谢丽华认为，95世妇会应被看作一个平台，它为妇女事业的推动提供了土壤、肥料和阳光。这一时期催生了众多关注女性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媒体以及培训项目，为女性的进步和平等权益的争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我国已有103家组织获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这些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宣传中国，维护中国主权，积极配合国家的整体外交工作，其作用不可替代，龙江文如是说。
然而，在95世妇会前，筹备工作并不一帆风顺。1995年3月29日，距离95世妇会NGO论坛开幕仅剩153天。在这一天，国务院、全国妇联、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一同视察了怀柔，正式决定将本次世妇会NGO论坛的场地和住宿安排放在怀柔。李肇星回忆道：“关于如何接待如此众多的非政府组织成员，我们曾经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将会址设在京郊风景秀丽的怀柔，那里场地宽敞，吃、住、开会都非常方便。”
当时，位于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启璪向95世妇会秘书长蒙盖拉传达了中方的提议。经过专家的测量，认为工人体育馆难以承载数万人的活动，因此建议将NGO论坛迁至怀柔。但当大家得知这个新场地距离原定的开幕式举办地奥体中心至少有50公里时，议论纷纷，各国代表也开始表达反对的意见，甚至原本支持的国家也开始质疑这个决定。蒙盖拉曾表示，当时的黄启璪领导着中国代表团面带微笑，迎接着风暴。
仅有153天的时间，就要将原本计划接待两三万人，举办2700次会议的世界级会场搬迁至怀柔，而怀柔这个名字对世界各国代表来说也十分陌生。蒙盖拉夫人的不安情有可原。尤其考虑到南非第一夫人温妮·曼德拉、论坛总召集人坤仁·素帕达拉女士等友人的支持，联合国最终接受了这一搬迁提议。
然而，西方舆论却乘机发表了一些傲慢和偏见的言论。有媒体发布了怀柔的照片，却展示了茅草屋；还有媒体声称，“怀柔”这个名字意味着中国政府要以柔克刚，将非政府组织的与会者赶得远远的，以免他们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然而，中国外交部门积极展开工作，努力争取理解，坚定地顶住了压力，不为外界的言论所动。正如李肇星所说，中国就是中国，不能因为几句唾沫而动摇。尽管外交方面表现出寸土不让的态度，但现实困境仍然摆在面前：中国之前从未承办过如此规模的国际会议。这一次，只给予了153天的时间来接待2万多名外宾，对于当时不到10万人口的怀柔来说，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计划中的工程量几乎等同于重新建设一座新城。
在这短暂的153天里，怀柔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坚战。他们拆除了804处破旧建筑物，清除了数百万吨垃圾和渣土，新建了40万平方米的工程，其中包括40多个不同规模的会议室。从交通、通讯、供电、供水到排污，从天空到地下，几乎每个方面都需要进行翻新和扩建。此外，他们还种植了230多万棵树木，铺设了18万平方米的草坪，种植了40万株花卉，粉刷和喷涂了35万平方米的陈旧建筑物。有人粗略估算，按照常规速度，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怀柔居民10年的时间。国家紧急拨款，怀柔人民全力攻坚克难。会议场馆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在怀柔一中的2万平方米草坪上搭建帐篷，作为论坛的讨论场所；没有合适的会议中心，他们将怀柔电影院翻新，用作论坛的主会场。龙江文和她的同事们连续数月忙碌不停，每天需要回复国际社会涌来的抗议信件，为数万名与会者安排食宿，同时积极参与怀柔改造工程的讨论。他们常常是在凌晨两三点才离开办公室，早上又回来接着工作。面对国际舆论呼吁关注残障群体的需求，组委会甚至从国外购置了两辆可升降的轮椅汽车。为了解决床位不足的问题，他们将6个新建小区改建成了带有热水器的公寓。临近开幕时，会议中心的外墙仍然是裸露的水泥墙，来不及进行粉刷，只能悬挂印有标语的喷绘布。
时间不断流逝，人们都在期待奇迹的出现。直到7月14日，蒙盖拉夫人亲临怀柔，全面巡视了整个地区。她欣赏着怀柔的自然环境，群山环绕、水波荡漾，整个城市郁郁葱葱；她观察着宽阔通畅的道路和市区的环岛；她陶醉于城市的绿化，树木蓊郁、花朵盛开，宛如花园一般；她目睹了新建工程的进展，崭新的建筑一个接一个，初步呈现规模。在巡视了一个又一个宾馆后，她幽默地说：“这里的房子我全都要了，我要把大会秘书处搬到这里来办公。”随着来自五大洲的姐妹们陆续抵达，这个北京郊区的小县城变成了五光十色的女性王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当境外的参会者和外国记者（总计2.6万名）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怀柔时，他们被怀柔百姓的热情款待所感染，感受到了周到的关怀。就连慕田峪长城的壮美景色也征服了他们。即使是接连不断的秋雨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论坛的积极兴趣和参与热情。
在那段时间里，有传言称有人计划组织一场上千人的裸体游行，试图让中国政府难堪。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大会筹备处提前准备了4000条毛毯。然而，最终并没有发生裸体游行事件。但曾经有一名日本留学生在前门喝醉后要脱衣服，以解暑。一位警察的警觉性很高，迅速用一条毛毯将他包裹起来，然后将他送离现场。这成为整个会议期间唯一使用的一条毛毯，其他3999条都没有派上用场。
在摄像机前，来自肯尼亚的塔瑞莎分享道，之前听到了关于中国会议准备工作的负面报道，但来到北京后，她被怀柔的实际情况所震撼，感受到了出乎意料的周到和有序。为了反驳那些不实的报道，论坛后期，姐妹们还自发召开了发布会。怀柔真正创造了奇迹，世界承认了怀柔的卓越表现。从95世妇会到APEC会议，怀柔成了国际会议的佼佼者，被誉为"国际会都"。
作为95世妇会的辅助性会议，世界NGO妇女论坛于8月30日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隆重开幕。开幕式令人震撼，当来自非洲的和平火炬传入会场时，当郑小瑛指挥爱乐女乐团奏响贝多芬的《欢乐颂》时，当成千只信鸽飞翔时，人们手拉手站起来，高唱、欢呼，那种排山倒海的氛围，对于内敛的中国人来说，实属难得一见。火炬传递到黄启璪手中时，龙江文发现，这位在工作中兼具柔情与坚韧的女强人瞬间泪流满面。开幕式结束后，论坛的活动转移到了怀柔。
参加论坛的人数庞大，来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1万名参会者汇聚一堂，代表着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其中2.6万人来自国外。这些与会者自费而来，跋涉千里，只为了发表他们的见解。即便当时的住宿条件一般，他们也感到非常满足，只要房费不贵，就心满意足。中国方面派出了5000名代表，包括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妇女代表和各行各业的女性精英。此外，还有数千名北京的大中学生志愿者，为与会者提供翻译、引路等服务。
论坛举办了大约5000场各种类型的活动，包括全体会议、专题研讨会、培训讲习班、展览会以及多样化的文化节目。每天早晨，来自各国的代表，肤色各异、穿着各样的服装、说着各种语言，群体走出怀柔的32家饭店和分布在6个小区的60多栋公寓，前往会场区内的国际会议中心，或是86个帐篷和75个不同规模的会议室，参加300多场专题研讨会。在这10天内，举办了3900场专题研讨会，其中有63场由全国妇联策划组织。为了多元化发声，一些基层组织也有机会站在舞台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即妇女所，后更名为红枫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回想起妇女所的创立，现年94岁的王行娟总是会想起1988年的那次“炸酱面会议”。当时，王行娟已经从北京出版社退休，她完全可以继续做一名畅销书作家，但一封来自一位下岗妇女的来信让她无法安心享受退休生活。这位下岗妇女因为家庭地位急剧下降而感到绝望，她在信中问道：“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妇女却被迫回到家庭？”王行娟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她召集了一群好朋友，在家里吃着炸酱面，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与她一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谢丽华、胡舒立、刘伯红等关注妇女问题的学者和记者。
就是在这一年，中国最早的民间妇女组织之一——妇女所，正式成立。成立初期，资金非常有限，几个创始成员自愿凑资，而王行娟则拿出了她自己写的畅销书《贺子珍的路》的稿费。1992年，妇女所设立了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随后还陆续设立了妇女专家热线、老年热线、妇女法律语音热线、反对家庭暴力热线等多个热线服务。
一听说国际妇女大会要在中国举办，王行娟和她的团队立即向全国妇联和联合国提出了参会申请，并提议主持一场专题研讨会。
会前，联合国批准了中国的第一批获得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名单，其中包括了6个组织。排在第一位的是全国妇联，紧随其后的是计生委，另外3个组织分别是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南开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而妇女所则位列第5位。这个好消息是由当时担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的刘伯红传达给王行娟的。在传真文件的末尾，刘伯红欣喜地写下了一句英文成语——"Seeing Is Believing"（眼见为实）。不久后，王行娟还接到了全国妇联的回信，批准他们主持一场专题研讨会。
那么，专题研讨的主题应该如何设定呢？王行娟认为，社会救助的对象必然包括了妇女弱势群体，如卖淫妇女、受到性骚扰和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等。然而，不同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问道：“为什么要讨论家庭暴力呢？中国妇女的地位很高，为什么要特意挑选这些问题来谈论呢？”幸运的是，形势不久发生了变化，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该纲要的第十一条首次提到了“依法保护妇女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坚决制止家庭暴力”。这是中国政府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家庭暴力问题。
于是，禁区被打破，组委会发出了明确的声音，家庭暴力问题可以在论坛中被讨论。不仅如此，他们决定组织一个专门的论坛来探讨家庭暴力问题。经过一年的筹备，由妇女所主办的“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论坛于9月3日上午举办。会场实际上是怀柔一中的一个教室，原本只有50个座位，但那天却来了100多人。不仅是会议室的后面、过道和门口挤满了人，就连前面的演讲区也站满了人。
王行娟，一个从64岁开始自学英语的女性，主持了会议，并在发言稿上添加了英文发音的中文标识。中国方面的发言议题包括：中国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妇女热线的社会救助功能、家庭暴力问题、单身母亲的扶助以及性骚扰对职业妇女的影响。这些现在看来普通的话题，在当时却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与像王行娟一样的与会者们没有被困扰于琐碎的问题，也没有简单地喊口号，而是充分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例如，当北欧的妇女义愤填膺地控诉黄段子和性骚扰时，非洲代表则会打断她们，提醒她们不要忽视非洲女童仍然受到割礼陋习的问题。这种多样化的见解无疑是世界妇女事业的一大进步。
在论坛上，严肃的讨论只是表达观点的一种方式。在会场内，与会者们积极参与哑剧、小品、诗朗诵、舞蹈、歌唱等文艺节目的表演。此外，游行也是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一个显著特点，组委会早已为此制定了计划，在会场附近划定了一个专门的区域供妇女们举行游行活动。
在游行中，来自中东、波黑和日本的妇女反战游行，高举着“女人不要战争”的标语；第三世界妇女抗议大国霸权主义和经济掠夺，甚至呼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韩国妇女代表举行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期间强迫韩国妇女当“慰安妇”问题道歉。新华社在报道中提到了这些活动，并形容妇女们用各种戏剧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一位外国代表总结了论坛上的情景，称：“在论坛的每个地方，每一分钟都有研讨和交流，每一分钟都有欢歌和笑语……这才是真正的论坛。”9月8日，论坛闭幕式在雨中举行，论坛总召集人素帕达拉对冒雨前来参会的万余代表表示：“在怀柔的这10天里，我们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交流，我们不仅加强了原有的联系，还建立了新的关系，我们不仅深化了旧日的友谊，还结交了新的朋友。”
宣布大会胜利闭幕时，许多外国代表突然展开了他们一直攥在手中的横幅，上面用中文写着“感谢中国政府”和“感谢中国人民”等字样。这一情景十分感人，龙江文回忆说，原本一直担心的安保人员终于松了口气，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对外宾手中的横幅感到紧张。
盛大的开幕式于9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标志着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会议——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正式开始。1995年是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以及联合国“国际妇女年”20周年，因此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出席大会的包括冰岛、秘鲁、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挪威的总统、总理或首相，以及27个国家的元首夫人，约130个国家部长级以上的高级政府代表团等，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1.53万人参加。此外，还有5260名有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出席了大会。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的3945名记者参与了大会的报道，其中包括3104名境外记者。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本原计划参加大会，但他之前在非洲访问期间感染了疟疾，不得不前往巴黎接受治疗。为此，他专门给李肇星打电话表示歉意，并对中国的出色准备表示赞赏。
在欢迎仪式上，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直接使用了“妇女是人类社会的‘半边天’”这一表述。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郑重宣示，将男女平等视为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这也意味着男女平等观念从此成为国家意愿，而“半边天”这一独特的中国概念因此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推广。
第一次世妇会的秘书长赫尔维·希皮拉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她提出了“15世纪哥伦布远航获得成功，人类发现了地球的另一半；5个世纪过去了，人类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妇女！”这个世界版的“Women hold up half of the sky”引发了全场的欢呼和掌声。
李肇星反思说，有些中文表达方式在翻译成外文时会让人难以理解，例如晚婚晚育、计划生育等，如果不进行解释，外国朋友可能无法理解。但一旦外国朋友明白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含义，他们通常会不自觉地对这个生动而优美的表达方式表示赞赏。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引用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可能是参加95世妇会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告诉他的。希拉里在自己的自传《亲历历史》中提到，当她的飞机飞越太平洋上空时，她的演讲稿已经修改了五六遍。在最终确定稿件之前，她要求负责审定稿件的外交专家，包括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内，尽可能地让她有机会“挑战妇女权利的极限”。
希拉里表示：“这次演讲关系重大——对美国、对这次大会、对全球妇女、对我，都至关重要。”作为一名出生于律师家庭的律师，她曾经致力于研究妇女儿童问题长达25年。因此，她在这次演讲中怀着要在一次表现中成就卓越的想法，要一举成名。在演讲的那天，她特地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件“芭比粉”的外套，但没想到竟然和旁边的联合国秘书长夫人莱娅·加利穿了同款外套，不禁引发了一些有趣的插曲。
“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希拉里的这一言论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并不新鲜，但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具有震撼力。这句话被写入了《北京宣言》，成为她一生中的巅峰时刻，也成为她回忆录中的一大亮点。
除了论坛上的演讲，各国政府也进行了反复而艰苦的磋商，以解决《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中的438个争议点。各方代表持不同观点，有时甚至会情绪激动，甚至出现脚踏实地、拍桌子的情况，以表达分歧。作为大会主席，陈慕华承担了沉重的责任。她提出了“友好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旨在尊重各国的文化、历史、宗教信仰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凝聚各方对妇女参与和性别平等的共识。在她卓越的领导和熟练的调解下，会议的氛围相对较为平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都得到了充分和全面的反映。最终，在凌晨4时30分，各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当然，也有一些无法解决的分歧，只能暂时搁置。大会按照预定时间圆满结束，创下了另一项“世界纪录”：成功地按计划完成了大会的日程安排。前三次世妇会曾因各种原因不得不延长会议时间，而这次会议终于准时结束。”
小槌轻轻敲响，《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成功达成，这在联合国历史上出人意料又令人满意。这次大会也被誉为“兑现承诺的大会”，这两份重要文件代表着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郑重的承诺，确定了提高妇女地位的12个战略目标，并规划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机制。正如蒙盖拉所言：“这是一场革命，它将为妇女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曙光。”
95世妇会的遗产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和全球男女平等事业的里程碑，还在于它让世界更加真实地了解了中国，也让中国更好地理解了国际规则并融入世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龙江文在接待工作中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她表示，上世纪90年代，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了许多不准确、扭曲的报道。95世妇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多名外宾参会，通过提问和交流，消除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误解。当外国人们还误以为中国妇女被束缚时，我们的代表毫不畏惧地展示着她们的自由和平等；当涉及到西藏问题时，藏族妇女代表们坚定地回应：“你们亲自去过西藏吗？你们亲眼见过吗？”
为了促进相互理解，超过3000名外宾在北京期间参观了农村、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机构。许多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叹，他们发现中国与西方媒体宣传的情况大相径庭，因此自发地召开记者会，传递真实的信息。最有力的宣传就是基于事实的。
有一位来自欧洲的女代表曾强烈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她决定趁会议休息期间前往天津市考察，会议秘书处安排了一位女性志愿者陪同她从北京老火车站出发。她们在人群拥挤的北京站等了很长时间才上车，还没到达天津，这位女代表就感叹道：“真是出乎意料，看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其道理。”会后，近5000名外宾前往中国各地旅游，通过这种“人民外交”方式促进了改革。
回到1995年4月，当时，马云刚刚在杭州创办了“中国黄页”。面对没有客户的窘境，他将自家学校的女同学任命为望湖宾馆的大堂经理，并将宾馆信息发布到了互联网上。这可能是中国最早进入互联网的宾馆之一。正好在95世妇会期间，一些代表前来杭州旅游，竟然选择入住望湖宾馆。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这家不太出名的宾馆时，她们回答说，因为这是唯一在互联网上找到的中国宾馆。这个小小的成功坚定了马云继续投身互联网行业的信念。
在95世妇会期间，郭建梅被派去进行采访。她回忆说：“我看到她们互相拥抱，充满激情，精神焕发。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突然感到自己找到了家园和志同道合的伙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不久后，她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职务，创立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专注于为女性提供民间法律援助。
陕西省妇联的高小贤为95世妇会策划制作了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大绣帐”，这个绣帐由十几种不同的布料拼接而成，呈现出一只红凤凰的形象。在世妇会结束后，这个“大绣帐”以高价出售，筹得35万元的资金，她将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创立了“红凤工程”，用来资助失学女孩的教育。
当李少红参加会议时，她最常被问及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有多少女导演。她回忆说：“那时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因为在中国，女导演并不罕见，仅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有20多位女导演。”会后，李少红开始思考如何成为一个能够以女性视角拍摄电影的导演。
前欧盟外事委员瓦德纳第一次访问中国就是在95世妇会期间。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外交生涯中，她多次访问中国，已经记不清自己来过多少次。良好的第一印象有助于她与中国保持密切的沟通，更好地理解中国。
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基塔尼在大会开幕式上所说：“这次大会是联合国妇女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一系列全球会议的高潮，奠定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新时代。”这场盛会的影响力在历史中持久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瞬间的事件。每逢五年或十年的纪念时刻，联合国都会从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对95世妇会的决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推动各项战略目标的实施。这些纪念活动通常被称为北京+5、北京+10、北京+15等，它们不仅是对历史回顾的机会，也是促进未来行动的契机。
通过这些回顾和评估，推动着进一步的行动。例如，在中国，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生效；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嫖宿幼女罪，并加强了对幼女人身权利的保护；2020年，《民法典》通过，其中包括关于性骚扰防治、夫妻共有财产、家务劳动补偿等方面的法规。如今，中国已经建立了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成功基本消除了义务教育性别差距，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成，而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的女性更是超过一半。这一系列进展显示出中国对促进性别平等和保障妇女权益的坚定承诺。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世界妇女大会仅举办了四次，为什么至今没有举行第五次呢？这个问题在2015年曾引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纳赛尔的联合提议，但最终未能得到会员国的授权。刘伯红，现任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认为95世妇会制定的战略目标整体进展缓慢，一些领域进展不平衡，性别差距仍然存在，这是未举行第五次世妇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联合国将北京+25的主题确定为“加速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特别强调了“加速”这个词，突显了性别平等的紧迫性。这表明，构建一个让妇女免受歧视的世界，创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