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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北京市曾经爆发一起引发轰动的“景泰蓝泄密”事件，激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如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广泛应用于掐丝珐琅工艺，这不仅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提升了产品质量，使得当初备受关注的“景泰蓝秘密”在1993年已经被揭示。除非是那些代代相传的独家秘笈，手工艺品的技术很难保持保密，随着人类社会的交流不断增加。
谈到金属胎珐琅工艺品，日本的“七宝烧”也享有一定的声誉。那么，什么是七宝烧？景泰蓝和七宝烧有何联系呢？关于“七宝”的定义有多种解释。有人说，“七宝”是佛经中所指的具体七种宝物。在佛家经典中，对于这七种宝物的描述因经书而异。除了金、银、琉璃这三种宝物在多部佛经中都有提到之外，《妙法莲花经》中还包括“砗磲、玛瑙、珍珠、玫瑰”，而《无量寿经》则包含“玻璃、珊瑚、砗磲、玛瑙”，《阿弥陀经》则列出“玻璃、砗磲、赤珠、玛瑙”等。尽管不同经书中对于这七种宝物的具体涵义有所差异，但它们都包括了七种不同的宝物。
有人认为“七宝”中的“七”仅仅是一种泛指，用来指代众多珍奇或贵重物品的总称，这些物品通常被称为“七宝”。举例如《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武帝拥有七宝綦履和七宝床，《北齐·穆后传》中提到了七宝香车，《古今事物原始》中记录了突厥在隋文帝时期献上的七宝碗，《开元天宝遗事》中描述了七宝花障和七宝砚炉。在宋朝的文献如《梦粱录》和《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七宝筝、七宝剑、七宝金银器皿、七宝花、七宝冠、金银七宝玩具等的记载。甚至在食品中也有七宝包子、七宝料头、七宝五味粥（即腊八粥）等。
而“七宝烧”中的“烧”则指的是将多种珍奇物品置于高温下，使其燃烧并凝结成一种贵重的宝物。在日本，将“七宝”和“烧”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手工艺品的名称，通常称为“七宝烧”，有时也简称为“宝烧”。
就像研究景泰蓝的历史渊源一样，对于七宝烧的历史渊源，尽管大多数人达成一致，但也存在一些争议。例如，有人认为七宝烧是日本古代的工艺，最早的日本七宝烧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出土的作品。然而，包括日本学者在内，普遍认为日本的七宝烧与中国的景泰蓝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是景泰蓝的一种变种。无论是景泰蓝还是七宝烧，都属于金属胎珐琅器的范畴。
回溯历史源头，我们可以在埃及的古代遗址中找到金属胎施釉的器物。在古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基督教会的圣器中，许多金属器皿都涂覆了珐琅釉彩。这种在金属胎上施釉的制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然后才传播到日本。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被称为景泰蓝，在日本却被称为七宝烧呢？
在宋代，宫廷和社会流行着一种被称为“烧古”的工艺，也叫做“烧色”。这种工艺用人工方法制作仿古玉器和仿古铜器，创造出具有古色古韵的艺术品。宫廷内有专门从事这项工艺的烧古匠。正如后来出现的烧瓷和烧青一样，人们也称之为宝烧或烧宝。南宋时期，临安就有一家名为“七宝行”的工坊，展示了珍异的宝器，以及一些珠宝殿亭，它们都制作精巧。还有一些名为七宝社和七宝考古社的组织，它们收藏中外的奇珍异宝，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声誉。
随着金人和蒙元的南侵，南宋时期许多技艺匠人流亡至日本。那时，中国的匠人技艺非常发达，特别是瓷器业在南宋时期达到了巅峰。苏州和新安县是中国玻璃器生产的重要基地。这些流亡至日本的工匠为了生计，自然而然地将瓷器和玻璃器的制作技术传播到了日本。
中国的瓷器和玻璃器制造工艺对日本和朝鲜的制造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从元代开始制作金属胎珐琅器，当时所使用的釉彩材料来自西域。明代时，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返回都携带着珐琅器釉料。由于依赖进口，这些珐琅釉料非常珍贵，人们称之为"蓝料"，由宫廷控制。尽管也有民间贸易，但数量有限。因此，从明代到清初，民间制造金属胎珐琅器非常宝贵。
七宝烧的传承传说始于约1363年左右。根据研究，有关学者指出：“自明代中国的景泰蓝和宝烧器传入日本后，日本开始仿制，但当时并没有科学的方法。关于中国制造景泰蓝和宝烧器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并没有详细的记录。日本只能依靠传入的器物进行模仿，结果形成了一种看似景泰蓝和宝烧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器物。”因此，“七宝烧”既不是日本的专有名称，也不完全等同于景泰蓝。
“珐琅”这个词源自西域国家的国名。而“七宝”这个名词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尤其是在南宋时期，一些工匠从中国逃亡到了日本，他们将制造玻璃、瓷器和仿古工艺等技术传授给了日本。当时日本并没有珐琅釉料，或者他们误以为珐琅釉就是玻璃釉，或者故意将玻璃釉用来替代珐琅釉。实际上，无论是制造珐琅、琉璃还是玻璃，都离不开以石英和长石为基础的原材料，再加入纯碱等熔剂，将原材料粉碎混合而成。然后，不同的金属粉末被加入其中，在熔炼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些釉料的制作都属于硅酸盐工业的一部分。
当然，尽管珐琅、琉璃和玻璃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例如，景泰蓝的珐琅釉，除了个别釉料透明外，大多数都是不透明的。而七宝烧所使用的釉主要是透明釉。这是因为最初中国金属珐琅器所使用的珐琅是从西域引进的，直到清雍正时期，中国才开始研发国产珐琅釉。至于日本七宝烧的兴盛，有一种说法是在中国明代万历时期（1573年-1619年），另一种说法是在1363年左右就已经有了以玻璃釉烧制七宝烧的方法，但真正兴盛起来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日本几乎没有使用珐琅釉，所以他们不得不自行研制七宝釉，与中国使用的珐琅釉相比，它们的成分略有不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关于七宝、烧宝、宝烧的传说。在手工艺老工匠中，甚至还传承着一则有关“奇宝烧”的传奇故事。相传有一年，皇宫中珍藏着各种珠宝和奇珍异宝的殿堂突然遭遇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火势虽然最终被扑灭，但在清理殿堂时，工匠们却惊奇地发现了两件金属胎上涂釉、色彩斑斓、晶莹闪烁的器物。皇帝看到这些物品后非常喜爱，下令让工匠们仿制出更多。工匠们在经过反复研究和钻研后，终于成功制作出了这种器物。当时，这种物品还没有一个特定的名称，人们想，这些珍品应该是大火中不可思议地涌现出来的，因此将其称为“奇宝烧”。
由此可见，从佛经对七宝的解释，再到人们对七宝的广义称呼，再到一系列的名称如“七宝行”、“七宝社”、“七宝作坊”、“宝烧器”和“奇宝烧”，这一系列涉及七宝器物的名称的逐步演变，最终形成了“七宝烧”这一名称。七宝烧与景泰蓝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七宝烧融入了日本的传统文化风格，并在选材、配料、镀光等方面引入了现代科技手段。因此，七宝烧的色彩明亮且华丽，具有独特的风格。
七宝烧以日本的京都为其著名产地，因其工艺技法的多样性，其品种繁多。除了常见的有线七宝烧和无线七宝烧之外，还有众多不同类型的七宝烧，包括透明七宝烧、盛世七宝烧、省胎七宝烧、窑变流釉七宝烧、银箔七宝烧、雕金七宝烧、釉变七宝烧、槌起七宝烧、马赛克七宝烧、喷釉七宝烧、陶瓷七宝烧等。这些七宝烧的造型主要包括瓶、盘、钵、壶、盆以及挂屏等。
七宝烧的图案和题材通常都富有吉祥寓意，如瑞兽祥禽和自然景物等。长期以来，七宝烧一直被视为日本各界人士馈赠亲朋好友的珍贵礼品。
制作七宝烧需要经历七个关键工序，包括制胎、掐丝、烧焊、点釉、烧釉、磨光和镀光，这与景泰蓝的制作工序非常相似。在七宝烧的制作中，通常会使用银丝来掐制花纹图案。银丝不是直接焊在器物的胎体上，而是粘在烧结后的釉面上，然后再次进行烧结。此外，器物的主要花纹图案会使用银丝进行掐制，而大面积的空白部分则不需要使用银丝来填充，只需上釉即可。
七宝烧以其薄、平、光、艳、雅的特点而闻名，胎骨轻薄，器型规整，珐琅釉料细腻，光泽闪耀，色调艳丽明快，堪称艺术中的瑰宝。
日本的七宝烧传承了父子相承的秘传技艺，通常由小型工艺厂制作，类似于中国古代珐琅器的作坊。与瓷器不同的是，七宝烧的产品通常是小批量生产，种类繁多，多变化，不像瓷器可以一次性大量生产成千上万件。
回忆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工艺美术工厂曾收藏了30多件优秀的日本七宝烧作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该工厂宣布破产后，这批七宝烧的下落成谜。然而，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中却珍藏着一件七宝烧的杰作，即七宝烧双鹤图长方盘。这件作品是1974年10月由日本方面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七宝烧双鹤图长方盘长30厘米，宽23.7厘米，高1.6厘米，盘面略微凹陷，作品主题是两只优美展翅飞翔的仙鹤，它们引颈长鸣。在深蓝色的釉面映衬下，鹤的身姿更加洁白无瑕，而鹤头顶的一点丹红更加艳丽夺目，充分展示了七宝烧晶莹灵动、高贵雅致的特点。
这表明，景泰蓝和七宝烧虽然都属于金属胎珐琅器，或者称为金属胎掐丝珐琅器，它们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图片中文物均为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原标题：“七宝烧”与景泰蓝的不同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李苍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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