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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余华英因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死刑"
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法院对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了死刑，同时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了其个人全部财产。然而，余华英当庭表示将上诉。在1993年至1996年期间，余华英伙同已故的龚某良，共同拐卖了十余名儿童。值得注意的是，余华英曾经承认，她最初的犯罪行为是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而这名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余华英生于1963年，原籍云南鹤庆县，她在一份自述中称自己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家中有四个兄弟姐妹，她是最小的。她只在8岁时上过两年学，因为母亲去世，不得不辍学回家劳动。17岁时，她的父亲也去世，使得她的生活更加痛苦和劳累。
1984年，当时21岁的余华英在云南大理旅行时结识了来自重庆大足的男子王某文。两人后来结婚，王某文把余华英带回了他的故乡。在大足，余华英重新办理了户籍，获得了以“510230”开头的身份证号。然而，她的生活轨迹在那之后演变成了一段充满犯罪活动的经历。
1987年1月，年仅23岁的余华英迎来了女儿王梅花的出生。然而，夫妻俩都不是勤劳、愿意吃苦耐劳的人，而且王某文还经常涉足一些不法活动，让他们在同村村民中的声誉不佳。
1992年，王某文因涉嫌盗窃而被捕，这导致余华英和女儿失去了生计来源。为了维持生计，余华英将女儿王梅花托付给了王某文的哥哥和嫂子抚养，自己则前往县城的一家面馆工作。在那段时间，余华英结识了当地人称为“龚木匠”的龚某良，他比余华英大20岁，同样有家庭和子女。
尽管在没有解除与王某文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余华英和龚某良选择了同居，并生下了一个儿子。由于两人的经济能力不足以养育这个孩子，再加上他是私生子，因此两人商议决定将男婴卖掉。在龚某良的安排下，这名男婴被送到河北省邯郸市的一个名叫王某付的人那里，随后又被转卖。作为报酬，龚某良和余华英获得了数千元。这一事件只是他们后来连续拐卖13名儿童的开始。
不久后，龚某良在贵州的水果生意失败，遭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据余华英所述，当时是龚某良提议再次考虑拐卖儿童这一可行的方式来赚钱。在检方的起诉书中，首次记录的犯罪行为发生在1993年正月初七，余华英与龚某良一起，在遵义火车站附近将一个6岁的男孩蔡战胜拐卖至邯郸，以4000元的价格售出。
余华英采用的拐骗手法非常相似，通常他们会租住在某个地方，与周围的人建立熟悉的关系，然后寻找合适的孩子。一旦与孩子建立了亲近关系，她们会用零食来诱骗孩子离开。被拐走的孩子大多来自不富裕的家庭，有些父母在从事环卫工作，早出晚归；有些在街边经营补鞋生意，整天都在外面；还有些以收废品为生，没有人在家照看孩子。等到家庭意识到孩子失踪时，余华英和龚某良早已离开。
在审讯中，余华英曾承认，为了避免他人怀疑他们拐卖孩子，他们会故意留下一些衣物、棉被等物品，然后悄然离开。她还在法庭上称，她与龚某良之间有明确的分工，龚某良负责挑选孩子并安排好时间，将孩子送到火车站，而余华英则在火车站接领孩子，将其带至邯郸。余华英表示拐卖儿童所得的钱款都由龚某良管理，“他是当家的”。
这个高收益的非法交易让余华英一度享受到富裕的生活。在她的表妹证词中提到，2002年，她曾目睹余华英送走私生子，当时认为余华英生活得“非常富有、非常有能力”，并且在新疆、贵阳、河北、楚雄等地经营水果生意并经营饭店。然而，后来她才意识到余华英实际上是在拐卖儿童，而她的孩子就是其中的一名受害者。
根据检方的指控，从1993年到1996年，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余华英和龚某良合谋拐卖了来自多个家庭的11名儿童，其中包括3对姐弟或兄弟。1993年1月，两人在贵州遵义火车站附近拐走了6岁的小A；同年8月，两人在遵义再次拐走了小B和小C兄弟俩；1994年，两人在贵州省都匀市白子桥附近拐走了小D；1995年7月，两人在都匀市小围寨附近拐走了小E和小F兄弟俩；1995年冬，两人来到贵阳，将5岁的杨妞花拐走；1996年7月，两人再次回到都匀，在西园村小河边拐走了小H和小I姐弟俩；同年10月，两人在贵阳市东山仙人洞路口附近拐走了小J；之后，两人返回重庆大足，又拐走了小K。2000年，余华英因涉嫌拐卖儿童被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但两个月后被释放。
2004年，余华英重新涉足她熟悉的非法交易领域，但这次她的合伙人不再是情夫龚某良，而是她的丈夫王某文。根据检方的指控，余华英和王某文并没有在贵州或重庆地区实施犯罪行为，而是前往云南省楚雄，分别在南华县和大姚县将小L和小M拐卖至邯郸。小M被拐后，他的父亲前往大姚县公安局报案。云南和河北两地警方的协作使得余华英和王某文于2004年5月19日被捕并归案。
面对大姚县警方的审讯，两人都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余华英声称自己是“张芸”，而王某文则声称自己是“王伟”，成功躲过了当地公检法的调查。2004年9月27日，大姚县法院判处“张芸”和“王伟”犯有拐卖儿童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年。法院认为，两人在主观上有拐卖儿童并以牟利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客观上也实际拐卖了儿童，并从中获利1.35万元，因此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判决后，两人未提起上诉。
在服刑期间，余华英于2007年获得1年的减刑，随后于2009年再次获得2年的减刑。于2009年5月18日，她的刑期执行期满，获释后回到了重庆市南岸区的弹子石居住。当时，尚未发现余华英等人的更多犯罪事实。
在余华英服刑期间，她的同伙龚某良被诊断出患有癌症。龚某良的儿子将他接回家照顾，然后于2008年8月1日因病去世。目前，余华英涉嫌拐卖的13名儿童中，有两人（小L、小M）被警方成功解救，另外10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只有一人（小C）至今下落不明。小C仍然怀念着那个被拐走的那年，当时她只有5岁。
抵达河北邯郸后，小C还记得中间人提供的住所是一个小院子，其中包括左右两间卧室。她和余华英住在相对较大的那间，那里有一张两米多长的炕床，屋子中央有一个火炉。余华英总是面无表情，没有笑容。在北方刺骨的寒冷冬夜里，小C也会被赶出去看门。由于她是一个女孩，她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买家。大约一个多月后，她才被余华英带到两个村庄之间的地方，以3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当地的一位老太太，后者将她带回家供养给她聋哑的儿子。从那时起，小C称老太太为“奶奶”，将聋哑的儿子称为“爸爸”。
她在养家庭没有受到虐待，奶奶和聋哑的养父都对她如同亲生的孩子一样。然而，奶奶从来没有隐瞒过杨妞花的来历，有时候在村道上走着，其他村民会指着她说：“当初你的价钱太高了，否则我们早就把你买回来了。”奶奶觉得杨妞花很聪明，担心她学太多知识会离家出走，所以她在小学六年级就停止了上学，从13岁开始就出去打工。
在余华英拐卖杨妞花的过程中，曾多次对她施以拳打脚踢，甚至用开水烫伤过她的头部。这些恶劣的经历让杨妞花对人贩子的形象刻骨铭心。在警方的调查过程中，他们曾提供了十几张照片给她辨认，她很快就认出了余华英。
余华英于2009年出狱时，杨妞花仍在寻找她的亲人。“如果当时（2004年）余华英能够交代出拐卖的其他孩子的情况，我或许早就能找到我的家人了。”时过多年，杨妞花对余华英的愤怒并没有减少，“我的姐姐告诉我，父亲在我失踪后曾经将准备盖房子的砖都给砸了，房子也没有盖成。他到处找我，但却一直找不到，最终因酗酒而去世于1997年。母亲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第二年也离世了。我的姐姐也变成了孤儿，她在和外婆和舅舅生活了几年后也去外地打工了。我被拐走后遭受了余华英的虐待，后来甚至辍学，没有完成小学学业。”
杨妞花说，余华英不仅害了她家破人亡，上次被抓后也未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致使她在26年后才寻到亲人。与亲人团聚后，杨妞花向邯郸警方报案，希望警方能抓住人贩子。报案后，邯郸警方对当年的中间人王某付进行了初步调查。然而，由于不清楚父亲当年是否在贵阳当地报案，杨妞花还向贵阳警方求助。最终，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于2022年6月6日正式立案调查杨妞花被拐卖的案件。24天后，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被抓获。
杨妞花在法庭上亲自与余华英对质，问她是否还记得自己。余华英表示记得。然后，杨妞花亲口告诉她，是她打电话报警，最终让她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杨妞花要求判处余华英死刑，因为她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任何东西弥补的。这次对质让余华英两次流泪。
村民们和社区工作人员多多少少都知道余华英和王某文。许多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知道余华英在外面拐卖小孩的事情，也知道王某文曾因偷东西被判刑。据了解，目前王某文的下落不明，他的户籍已于前几年被注销。然而，也有村民声称王某文仍然健在，他们曾在村里偶尔碰到过他。余华英被捕前曾回来看望过一次自己的房子，但没有人与她交谈。
曾经以拐卖儿童为生、四处逃窜的余华英，在接近六十岁时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在她被抓捕并归案的2023年，她正在重庆大足的一个小镇上的茶馆里玩麻将。据当地的居民说，大约四五年前，余华英嫁给了当地一位姓顾的老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小镇上。
在庭审期间，余华英两次向被拐家庭道歉，希望他们能原谅她，也请求法院从轻判决。至于杨妞花等受害者提出的民事赔偿要求，她表示愿意赔偿，但她的财产仅限于老家的四间瓦房，无力承担。
在一审庭审时，余华英两次流泪，一次是提到自己卖掉亲生儿子时，她情绪激动，用手擦拭眼泪；另一次是审判长问及她的女儿上学情况时，她也有些哽咽。由于她长期四处逃窜，女儿没有在固定地方上学，这让余华英感到非常内疚。
